为什么今年自杀特别多？

2019年，据中国日报网报道：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新发布的报告，全球每40秒钟就有一个人自杀身亡，男性的自杀率高于女性，只有中国、缅甸、孟加拉等几个国家例外。高收入国家的自杀率最高，美洲是唯一一个自杀率上升的地区。目前推测中国自杀率应该是呈现下降的趋势。

中国自杀情况

最近15年的有关自杀的数据显示，中国总的自杀率及自杀流行病学特征相对稳定。费立鹏等将卫生部死亡率数据推算到全人群，得出中国总的自杀率为23/10万，自杀死亡人数为28.7万。基于此估计，自杀是中国第五位重要的死亡原因，是15～34岁人群首位重要的死亡原因。根据WHO的数据，1998年自杀和自伤导致880万伤残调整生命年（DALYs）的损失，占中国全部疾病负担的4.2%，这使得自杀成为继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、重性抑郁和脑血管疾病之后，位居全国第四位的重要的卫生问题。

中国自杀的独特性在于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，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%左右。女性自杀率高，主要是因为农村年轻女性的自杀率非常高所致——农村年轻女性的自杀率比年轻男性高66%。

与其他多数国家不同的是，在中国没有强大的反对自杀的宗教或法律禁令，因此患有严重精神疾病或长期存在不良生活刺激（如无法治愈的疾病）的个体会将自杀视为解脱痛苦、减轻他们给家庭带来的经济或感情负担的一种可接受的方法。在这种宽容的大环境下，那些没有潜在精神疾病的个体，特别是那些社会支持网络薄弱的年轻农村女性，在急性应激状态（如家庭内部冲突）下也可能出现冲动性自杀行为。和其他国家相似，中国的自杀未遂者（自杀意图不强）也是女性多于男性（2.5 : 1），但是在中国，尤其是农村地区，自杀未遂者所采取的自杀方式的致死性高，加上农村医疗保健系统对此进行急救的能力差。因此，与那些自杀未遂者采用不太致命的方式自杀的国家相比，或者与那些急救服务较好的国家相比，中国自杀“未遂”者死亡的比例可能较高，这就导致了总的自杀率升高以及女性（特别是农村女性）自杀率相对较高。

（节选自费立鹏，2004）

为什么会自杀？

1. 心理因素

Bancreft等人曾在1976年对128名服过量药物自杀得救后的人进行了调查，其中多数人表示其自杀明显地未经过认真的思考，把自己最后的抉择交给了机遇或命运。其中33%的人称是为了寻求帮助，42%的人是为了逃避绝望的处境，52%的人是为了寻求解除自己的可怕的精神状态和抑郁，19%是为了试图达到接近或操纵某人的目的。从上面的数据我们还可以看到，自杀的动机往往是多重的，自杀可以是人的许多深层次需要的结果（见陈仲庚，1985）。

自杀通常与应激有关。研究表明，人际关系冲突、被拒绝和分离是最常见的促使年轻人自杀的问题，而经济问题和疾病则分别是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最重要因素。与抑郁一样，自杀行为常与生活中失去的事件有关；但与抑郁不同的是，自杀行为也会与“得到”的事件有关，如孩子的出生、结婚、某个家庭成员的回归。

不同的心理学流派对人类的自杀现象都有着自己的解释。

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和生命本能相抗衡的假说认为，破坏性的倾向和建设性倾向都是自我指向的，但随着出生、成长和人生经验而逐渐外向。一旦这种外部投注被强行中断，或遇到巨大的困难而不能继续维持，破坏冲动和建设冲动都会转向自己。如果自我毁灭的冲动被中和，就会演变为各种形式的局部自我毁灭和慢性自我毁灭。如果自我毁灭冲动遥遥领先于建设冲动的中和作用，其结果就是立即发生戏剧性自我毁灭，即通常所说的自杀（门林格尔，2004）。

认知的因素也许是预测自杀的最有用的因素，其中无望感是最常见的。在一项对表达出自杀想法的住院病人的十年的随访研究中发现，无望感是最终自杀者最好的预测因素。进一步的研究表明，这一结论同样适合于门诊病人。通过对自杀幸存者和自杀成功者的研究，E. Scenario对自杀者作出自杀决定的要素作了总结。

（1）与心理需要直接相关的无法忍受的心理痛苦。

（2）自我否定，一种不包括心理痛苦的自我图像。

（3）一种标志性的压抑感和对生活中行为的不现实的限制。

（4）孤独感，一种被抛弃感和失去生活中的重要人物支持感。

（5）决心自杀的意图，终止生命是唯一的或至少是最好的解决无法忍受的痛苦的方式。

正如以上所说的，许多自杀者认为自杀是唯一摆脱自己痛苦的方式，在他们的遗书中常常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。真正自杀者的痛苦是别人无法假造的。有趣的是，一个真正的自杀者，其遗书中也会包括许多中性的内容，如指示、警告及他死后该做的事情的清单等。但是并非所有的自杀者都经历了完全的绝望，根据Farberow和Litman的研究（Acocella, 1996），只有大约3%～5%的有自杀企图者真的决定一定要死。另有30%的人被研究者称为“生存还是死亡”者，这些人处于生与死的矛盾感情中。余下的大约三分之二的尝试自杀者并非真的想死，但他们的确真的尝试去死了，他们用这种方式来告诉家人和朋友他们的痛苦。对于后两种人来说，他们的这种复杂的心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处于危险中，事实上，许多人这次没有下决心，但下一次就会有更大的决心。

从行为主义的观点看自杀，认为自杀是习得的。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视自杀行为为操纵行为，是一种“呼吁帮助”的行为，即通过自杀行动来引起周围人的注意。66%的自杀未遂者应用操纵机制（张朝阳，2001），如阻止别人离去、中断关系或企图在其他一些方面控制另一些人的行为。自杀行为可得到很多正性强化物，包括周围人对其注意的增加、关注或爱护的表达，或使别人受累等；负性强化物包括使其摆脱应激性处境而住院，从而缓解压力，逃避现实的问题。

2. 自杀的文化、宗教和社会因素

宗教信仰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。对生命价值的看法或是自杀议题，各宗教有不同见解，但一致的是，多数宗教是反对自杀的。

在中国的传统儒教文化中，一些特殊的情况下（如殉夫），自杀在文化上是被接受的，甚至是受到政府和社会鼓励的道德的行为。

法国社会学家E. Durkheim将自杀看做为是发生在社会中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社会控制之下的一种行为。他认为，自杀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人行为，而是对正在解体的社会的反应。由于社会的动乱造成了社会文化的不稳定状态，破坏了对个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社会支持和交往系统，因而也就削弱了人们生存的能力、信心和意志。这时往往导致自杀率的明显增高。时至今日，人们也认为社会经济因素会对自杀率产生影响。在大萧条时期的1932年，美国自杀率较往年增加了近一倍。而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衰退时期，西方自杀率也比以往上升了（Acocella, 1996）。

这种状况是怎样造成的呢？社会变动对其是有影响的。例如，在传统的社会群体中，自杀率较低。在新几内亚的Kaluli部落中，自杀现象看来并不存在。Kaluli人的社会是传统的、紧密联系的、非工业化的，他们有稳固的家庭、稳固的社会结构以及长期保持的信仰和习惯。而在现代社会中，人们常常离开家庭，离开出生地，在社会经济阶梯中上上下下。人们必须自己靠自己，而这使他们无助感明显地提高了，增加了发生抑郁和自杀的危险性。

与自杀相关的因素

（1）年龄。一般来讲，一个人自杀的可能性与年龄呈函数关系，男性尤其如此。在美国，企图自杀的高峰年龄在24～44岁之间。14岁以内的儿童自杀少见，而10岁之前尤为罕见。10～14岁自杀率为每年1.1/10万，15～19岁为13.4/10万，20～24岁达26.5/10万。中年自杀率相对稳定，但到老年又有所上升（张朝阳，2001）。大多数自杀发生在人际关系不协调或有其他严重生活压力的背景下。

（2）性别。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，在企图自杀者中，女性约为男性的两倍，而在自杀成功者中，男性约为女性的3倍。这是因为男性更多的选择致命的自杀方法，如枪击自己。不过，我国是一个例外：妇女的自杀率和自杀未遂率均高于男性（王希林，2000）。但近期的资料已指出，女性的自杀成功率正快速提高，这种变化可能与社会文化变迁有关，包括性别角色的变化。

（3）婚姻。离婚、守寡、鳏独者的自杀率较已婚者都高（张朝阳，2001）。单身者的自杀率为已婚者的两倍；没有子女的女性较有孩子的母亲更易于去自杀。

（4）职业。有一些职业也有较高的自杀率，如医生、律师和心理学家。女医生和女心理学家的自杀率为一般女性的3倍，而男医生和男心理学家的自杀率约为一般男性的2倍。但这些统计数据并不见得一定可靠，因为越是这样的一些高知识和专业的人群，其死亡越容易被仔细地检查，自杀者也较多留下遗书。

（5）经济状况与教育水平。一般而言，收入低者自杀率高，教育水平与自杀率呈负相关。

（6）疾病。抑郁症是导致自杀的最常见因素之一，10%～15%的抑郁症病人会自杀，三分之二的病人有自杀的念头。WHO（1985）的报告表明，59%的抑郁症患者有自杀观念。除了抑郁者外，还有这样的一些人更易自杀，如物质滥用者和酗酒的人（尤其在其自愿或被迫戒断期）、老年人、分居和离婚者、独居者、移民。先前有过心理疾患的病人有较高的自杀率，曾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女性自杀率是正常人口的18倍。一项对250名情感障碍病人、170名精神分裂症病人和109名对照组的40年的随访研究表明，情感障碍病人有14%的自杀率，分裂症病人有4%的自杀率，对照组自杀率为零（见陈仲庚，1985）。